由《道德经》中“道”的翻译引发的思考
| 能。”在当前审美文化争鸣的时代里，我们不可能求得“唯一”，而应允许“差异”，倡导平等“对话”。王一川的异趣沟通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经典作品被反复重译的原因。沟通首先就意味着存异，沟通双方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共同进行努力，展开对话，彼此充分展现自身的优点及特点；其次，沟通还意味着力求达到彼此间的一致，但这种一致绝不是简单的统一，不是绝对的唯一，而是一种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状态。董仲舒《春秋繁露》里面的“诗无达诂”说的就是这种审美的差异性，一种对文艺的鉴赏观。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 《道德经》现存的译本当中，每个译本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可取之处，读者应该从全方面对其进行把握，不能以偏盖全。在86种英文版本中，对“道”的翻译就五花八门，比如阿瑟·韦利把“道”译成way，就引起过争议。有人评价说，韦利望文生义，把原本博大精深、富含哲学韵味的词泛化为概念模糊不清的“道路”。韦利作为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曾发表过多篇讨论《道德经》的文章，因此他不会也不应该不了解“道”所包含的意义，译为“道路”有他一定的道理。在西方的经典作品《圣经》中，就有许多类似于“道”的描写，在四部福音里面，耶稣并没有说“我是上帝之子”，没有说“我是大卫之子”，更没有说“我是神圣上帝的儿子”。他只是把自己比喻为“道路”、“真理”、“生命”、“葡萄藤”。《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中说，凡事都是虚空，这与道家倡导的不为而为知的观点相吻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中，耶稣说：“我就是道理，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way就可能理解为通往上帝的路，传达的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心态。再如：其它的译文The principle，Words，The spirit，都是译者基于自己对“道”的理解而做出的诠释，读者要积极地从中提炼可取之处，深入了解译文生成的文化背景。 我们再来看译者对“道可道，非常道”一句的翻译。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学术界已达到一致意见，但在译成英文时，却又出现了见仁见智的译文。 “道可道，非常道”（现代文解释为：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永恒的“道”。）。 ⑴The TAO, or Principle of Nature, may be discussed [by all]; it is not the popular orcommon Tao.（Frederic Henry Balfour, 1884） ⑵ 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Tao.（James Legge, 1891） ⑶The T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is not the eternal Tao（Ch'u Ta-Kao, 1904） ⑷T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is not Everlasting Tao.（Isabella Mears, 1916） ⑸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Arthur Waley, 1934） ⑹The Tao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the Absolute Tao（Lin Yutang, 1955） ⑺There are ways but the Way is uncharted（Raymond B. Blakney, 1955） ⑻The T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Is not the Tao of the Absolute（R.L. Wing, 1986） ⑼ A way can be a guide, but not a fixed path（Thomas Cleary, 1991） ⑽The Tao can be explained, but this is not the real Tao（Roderic & Amy M. Sorrell, 2003） ⑾ TAO can be talked about, but not the Eternal Tao（John C. H. Wu） ⑿Tao can be defined as “Tao”, But it is not the eternal Tao（Wang Rongpei ＆ William Puffenberger） 这句话其实包括两层涵义：一、“道”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二、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就非真正意义上的“道”了。这句话暗含了转折的涵义，但从英文表达来看，大多数译者没有译出这层涵义。我们试进行一下回译，把译文翻回到中文，举韦利的译文为例：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这个译文只译出了其中的一种涵义，丢失了转折的成分。汪榕培的译文就处理得相当到位，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原文相吻合。从搜集到的86个译本来看，译出了转折这层涵义的译文相对较少。我们不由产生疑问，难道大部分译者都没察觉其中的转折涵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译者的审美文化不同，异趣沟通的方式不同，想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自然不同。应该说，哪里存在异趣，哪里就应沟通的努力。 四、结语 审美文化在各层面的渗透，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文化格局下，同一篇作品定会产生见仁见智的译文，争鸣在所难免。虽然译文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译本质量有高有低，一般后人的译文准确性会大大提高，但译文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群体的概况。“谭载喜提出了了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给语言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文化内涵极深的“道”来说，只有传达得多与少，深与浅的问题。东西方对《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课题，因为它涉及到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通过考察它，可以探索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与影响，正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道德经》现存的译本来看，译者多为西方人，中国译者偏少，这也对是年轻一代译者们提出的考验，笔者衷心希望有更多的译者加入到典籍翻译这个队伍中来。《道德经》是一部值得永远学习，永远研究，永远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黄友敬：《老子传真：〈道德经〉校注、今译、解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2]苗玲玲：《译可译，无常译——谈《道德经》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学术研究》，2002.8。 [3]汪榕培、常骏跃：《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4。 [4]汪榕培：《比较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辛红娟、高圣兵：《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许渊冲：《翻译的艺术》（第二版），北京·五州传播出版社，2006。 [10]杨仕章：《文化翻译论略》，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 [11]张娟芳：《二十世纪西方〈老子〉研究》，西安·西北大学，2003。 [12]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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